结婚急需房子的小唐找到我，问我能不能帮忙，让出此房给他做“新房”，虽然至今我都没吃到他的喜糖，但有求必应的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当我谈婚论嫁时，哥几个也纷纷把房子让给了我。终于“好人有好报”。

　　这段时间，我把所有 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到新家建设中了，每天像幽灵般出没于家具城。虽然鞋底见薄，钱袋子见瘪，但当看到未来的港弯一步步逼近预期效果时，心里那个美呀！

　　这个家真是来之不易，“她”几乎用去了我小半生金钱。

　　记得单身住集体宿舍时，室友小宋、老杜和我都得非常好，像亲兄弟一般，每天宿舍里都会传出快乐的笑声。这样单纯的日子过了一年多，结婚急需房子的小唐找到了我，问我能不能帮忙，让出此房作为他的“新房”，虽然至今我都没吃到他的喜糖，但有求必应的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很快我们的寝室变成了小唐的新家，可我却背上了骂名，小宋和老杜有事没事就挤对我：“你小子做了好人了，害得我俩也和你一样被迫离开家园”。

　　虽说此楼隔音不好，整栋楼公用一个厕所，做饭在楼道上，可它毕竟是袁世凯时期议员们开会时住的地方，至少总比当时单位流行的两居或三居合住好，省得整天和邻居为水电费谁多用了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打得不可开交。

　　从七号楼搬进了红二楼一层集体宿舍，宿舍里的老郭和小赵以前就认识，所以没有陌生感，大家成天在一起吃吃喝喝像神仙一样，可也是好景不长，大概一年多后，我又被迫离开此屋，搬到楼上，把寝室让给小赵做他的新婚洞房。

　　搬到楼上后，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。虽然寝室在房管处注册有五六个人，但这些“室友”都是北京当地的，平时也不怎么住。所以寝室里就成了我和现任妻子谈情说爱的地方。当我们的关系发展到谈婚论嫁时，哥几个也纷纷把房子让给了我。终于“好人有好报”。

　　2000年，随着房改的进一步加快，我从红二楼搬进了当年只有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才能住的三叉楼，虽然面积只有44平米，但和红二楼比起来，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，这里不但有独立的卫生间、厨房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，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环境一下子提升了许多。

　　通过五年的节衣缩食，我终于买了一套宽敞的新房。今天坐在宽大明亮的阳台上，边观赏莲花湖面边写这篇我与房子的变迁史？觉得幸福像花一样。